1998 年，这台电脑已经有了圆滚滚的身体和邦迪蓝外壳，却还差一个名字。广告人 Ken Segall 后来回忆，Steve Jobs 钟爱的候选是“MacMan”，并给代理公司两周时间想出更好的。Segall 很早便交出了“iMac”，Jobs 第一轮否掉，第二轮也只松口说：“这周我没那么讨厌它。”没有正式批准，没有戏剧性的握手。Segall 只是后来听说，Jobs 已让人把 iMac 丝印到样机上。某天醒来，它就这样叫了 iMac。
这个勉强过关的小写字母，后来统领了 Apple 多年的命名体系。但在当时，苹果首先需要解决的不是命名，而是活下去。
两年间，Mac 的年销量从 450 万台跌到 1997 年底的 180 万台。产品线庞杂，授权生产的兼容机反过来压低苹果自家电脑的销量，公司也已经退出低价电脑市场。1996 年 12 月，Apple 收购 NeXT，Steve Jobs 随之回到自己参与创办、又曾被逐出的公司。他先削减成本、整理产品线，把一团乱麻压缩成四个格子：专业与消费、台式与便携。眼前这台机器，正是消费台式机那个格子里的答案。
它还承载着另一场险些错过的合作。当时的工业设计负责人 Jony Ive（乔纳森·艾维）对管理层深感失望，一度考虑离开。Jobs 回归后，却把“产品太差”视为苹果问题的核心，也把工业设计放进复兴计划的中心。两人迅速建立默契。iMac 因而不是 Ive 一人的灵光闪现，而是他所领导的 Apple Industrial Design Group 在极短时间里完成的一次集体冒险。
1997 年 9 月，团队拿到的要求相当苛刻：不到一年，做出一台鲜明的一体式电脑，价格约为 1200 美元，远低于当时约 2000 美元的入门机型。一体机并非苹果首创，它只是把显示器与主机塞进同一机身，减少安装和线缆负担；真正困难的是，怎样让人不再把它看成办公室里又一只米色箱子。
设计师 Doug Satzger 从此前参与的电视设计中画出一个卵形轮廓。Jobs 起初不喜欢，Ive 坚持说，这个形状应该是轻松、好玩的。后来 Jobs 接受了，甚至开始抱着泡沫板模型在园区里四处展示。你现在从侧面看，会发现它不像一台端正坐着的机器，更像一滴向后鼓起的水：前方是阴暗的 CRT 屏幕，所有部件则被收进圆润的泪滴形身体里。
颜色才是这场转变真正昂贵的部分。设计团队想寻找一种能唤起愉快情绪的东西，他们想到彩色糖果机，还曾去软糖工厂研究怎样让半透明色彩显得诱人。实心塑料试样看起来廉价，于是外壳变得透明；初代那种介于蓝与绿之间的颜色，被命名为 Bondi Blue，取自悉尼的 Bondi Beach。
透明却意味着无处藏拙。普通电脑可以把加强筋、螺母和螺栓统统关在不透光的壳里，iMac 却迫使设计师重新安排这些原本没人会看的东西。每套外壳的成本超过 60 美元，大约是普通电脑机箱的三倍。据《San Francisco Chronicle》和 Smithsonian Magazine 的相关叙述，Jobs 没有要求团队先交一份投资回报分析，便接受了这种昂贵的“糖果感”。那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选择：在公司最需要节省的时候，苹果偏偏把钱花在了电脑通常最不重要的表面上。
这种半透明语言并非凭空出现。苹果此前已有带透明彩色塑料的产品，包括外形同样亲切的 eMate 300；但 iMac 把它从局部手法变成了整台机器的身份。
外表讨喜，内部的取舍却一点也不温和。初代 iMac 放弃软驱，也砍掉 SCSI、ADB 和传统串口，改用 CD-ROM 与 USB。后来人把这种做法称作 legacy-free PC，也就是主动甩掉仍有人使用、却被判断即将过时的标准。它能减轻历史包袱，却把风险直接交给用户和外设厂商：旧文件怎么读，旧打印机怎么接，都不再是抽象的产业趋势，而是摆在桌上的麻烦。
因此，发布后的反应并非一片赞美。《Macworld》收到的来信中，有读者断言它会成为“Apple 下一场大灾难”；《San Francisco Chronicle》的读者调查里，三分之二认为缺少软驱和传统接口会拖垮销量。批评并不荒唐：对于老 Mac 用户而言，这台宣称让电脑更简单的机器，可能首先意味着购买转接器，甚至告别一批还能工作的外设。
但市场很快给出了另一种回答。上市前，苹果已经宣称收到约 15 万台订单；在 Santa Monica 的一次午夜首卖中，顾客争抢预购之外仅剩的约 50 台机器。1998 年 8 月 15 日正式发售后，iMac 成为苹果当时销售速度最快的电脑；从 1998 年延续至 2003 年的整个 iMac G3 系列，累计售出超过 600 万台。它常被归功于帮助苹果避免财务崩溃——现有材料不足以证明仅凭这一款产品便“救活”公司，但它确实成了苹果走出困境时最醒目的转折标志。
成功也带来了最直白的赞美：复制。Future Power 与 Daewoo 推出的 E-Power 同样采用半透明、圆润的一体式外壳，也准备了五种颜色，价格只有 799 美元。Apple 随即以 trade dress infringement，即“商品整体外观侵权”起诉：争议不是某一个零件，而是消费者一眼便能认出的整套形象。到 2000 年，Apple 已取得针对 Daewoo、eMachines 和日本 Sotec 的禁令；Future Power 后来的和解条款，则禁止其在 2004 年前销售涉案机型。电脑行业第一次如此清楚地看到，外壳的颜色和轮廓不只是装饰，也能成为需要捍卫的商业资产。
当然，这套造型并非处处成功。最受诟病的配件恰恰最忠实于它：那只圆形 USB 鼠标。用户很快称它为“hockey puck”——冰球。手从键盘移回鼠标时，人很难只凭触觉判断它朝向哪里，偏小的尺寸和短线又加重了不适。Apple 1999 年请工程师 Abraham Farag 设计后继产品，团队提出过多键方案，却遭 Jobs 强烈反对。最终的光学 Pro Mouse 仍是单键，但终于放弃圆饼形；原鼠标只伴随这台机器约两年。
现在再看眼前的 iMac，最值得注意的也许不是邦迪蓝本身，而是它同时包裹的两种性格：外壳像软糖一样亲切，产品决策却冷硬得近乎冒犯。它邀请第一次接触电脑的人靠近，又逼熟悉旧世界的人松手。那个起初连 Jobs 都“不那么讨厌”的小写字母，最后印在了一台被广泛模仿、被激烈批评、也被认为帮助苹果走出困局的机器上。透明外壳让你看见了一点内部结构；更重要的是，它让整个行业看见，个人电脑也可以不只是工具，而是一件人们会凭外貌选择、摆进家中，甚至用颜色表达自己的消费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