索特萨斯后来似乎有点烦这台机器。
当别人一次次把鲜红的 Valentine 当作他的代表作时，埃托雷·索特萨斯（Ettore Sottsass）却说它“太直白了”，像一个“裙子太短、妆化得太浓的女孩”。这句评价带着无奈，也带着设计师对自己作品过分走红的警惕：他后来参与创立 Memphis，用强烈色彩和几何图案掀动整个设计世界，可在许多人眼里，他仿佛仍只是那台红打字机的作者。
更有意思的是，Valentine 起初根本不是为了成为昂贵的流行艺术摆设。它原本想做的，是“打字机里的 Bic 圆珠笔”。
20世纪60年代初，Brother、Silver Seiko 等日本厂商把一批便宜、实用的手动打字机推向市场。以办公设备闻名的 Olivetti 必须回应。索特萨斯提出的办法不是给旧机器再添几项功能，而是反过来做减法：用廉价的 Moplen 聚丙烯制造外壳，取消小写字母，拿掉打到右边距时发声的提示铃，甚至让色带盖直接露在外面。按照《Index Magazine》梳理的开发经过，他想要的是一台极简、鲜艳、价格足够低的个人机器。
这套设想听起来大胆，却并不轻浮。便携式打字机已经把写作从固定办公桌上解放出来，索特萨斯还想再走一步：让它摆脱办公室那种灰暗、严肃、服从秩序的气氛。机器不必看起来像一件缩小的公务设备；它可以像圆珠笔一样寻常，也可以像衣服和唱片一样表达使用者是谁。
但公司没有完全接受这场减法。Olivetti 要求保留大小写字母和右边距提示铃，并把便宜的聚丙烯换成成本更高、耐冲击的注塑 ABS 塑料。于是，最关键的矛盾出现了：Valentine 保住了面向大众的姿态，却没能保住面向大众的价格。它在1968年完成设计、1969年推出，内部机械结构仍取自 Olivetti 已有的 Lettera 32；外面却穿上了一副从未见过的鲜红身体。Perry A. King 与 Albert Leclerc 协助完成项目，索特萨斯则在与公司的分歧之后逐渐抽身。
请再看眼前这台机器。黑色按键像一群悬浮的小圆石，机身前沿没有把它们严密包住，内部结构因此若隐若现；空格键前方横着一道与机身同色的红色护栏，与主体留出一道空隙。银色回车杆和纸张导向件仍在提醒你，这是一台不折不扣的机械打字机，可光亮的红色塑料又让它像刚从玩具店或画廊里走出来。
最挑逗的细节，是上方两枚橙色卷轴帽。它们不是工程师随手挑出的警示色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转述索特萨斯本人的说法：灵感来自美国波普艺术家汤姆·韦塞尔曼（Tom Wesselmann）裸女画中橙色的乳头与粉色的乳房。鲜红机身同样是有意为之——索特萨斯希望它不要让人联想到单调的工作时间。一位供职于 Olivetti 的诗人 Giovanni Giudici 后来形容，Valentine 就像“一台伪装成六十年代女孩的 Lettera 32”。这比参数表更准确地点破了它的戏法：熟悉的机械内核，换了一种性格。
改变性格的不只是颜色，还有那只硬壳。过去的便携打字机常配一只带拉链、缝线和提手的箱子，仿佛机器外面还得再穿一套正式西装。Olivetti Story 记载，公司高管 Galassi 曾问索特萨斯：为什么不干脆把机器放进一个塑料篮子？这个生活化的建议最终变成 Valentine 的桶形外壳。机器背部与外壳扣合，合起来可以像公文包一样拎走；取出机器后，壳体还可以临时充当废纸篓或轻便座位。有人可以在公园或大学门口坐在壳上，把打字机放到膝头写作。包装不再只是运输时使用的附件，而成了“离开办公室”的宣言。
索特萨斯甚至把这个宣言一路延伸到广告里。据 Olivetti 历史档案与 Pistoia Musei 整理的资料，Valentine 的传播刻意避开办公桌：它和周末诗人、街头人群、踢足球的孩子待在一起，也被带到雅典卫城这样的场景。广告同时出现在城市街头、地铁、火车站、流行杂志和电影院。Olivetti 原本就擅长把建筑、广告、字体和工业设计组织成一套完整的企业文化；这一次，它卖的似乎不只是书写工具，而是一种随时出发、随处表达的生活。
广告成功制造了形象，产品却没有真正打开大众市场。现有材料没有提供销量、亏损额或同期市场份额，因此很难把这次失利换算成一个漂亮的数字；可以确定的是，它售价偏高、功能受限，技术表现也未受到好评。那场开发中的妥协终于显出后果：一台以廉价圆珠笔为理想的机器，最后成了许多人觉得好看却未必愿意购买的商品。Valentine 延续生产至1975年，也曾有极少量白、蓝、绿版本，但留在人们记忆里的始终是这件“红色物体”。
随后发生的事，像是设计史对市场判断开的一次玩笑。未能在商店里成为大众用品的 Valentine，逐渐被视为1968年之后反文化气氛的象征，也成为国际设计经典。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、现代艺术博物馆和 Cooper Hewitt，伦敦设计博物馆与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，以及悉尼 Powerhouse Museum、米兰三年展等机构，都将它收入馆藏。它没有依靠卓越的新机械结构留名，反而因为成功改变了人们观看机器的方式，被一座座博物馆保存下来。
从这里回望索特萨斯那句略显刻薄的自评，“裙子太短、妆化得太浓”并不只是嫌弃。Valentine 的确直白：红就是红，挑逗就是挑逗，反办公室的态度几乎全写在脸上。它甚至提前显露了索特萨斯后来在 Memphis 设计中更鲜明的语言——色彩不再服从功能，物件也可以有情绪、有姿态。
现在再看它，你或许会发现这台机器最动人的地方，正是那场没有解决好的矛盾。它想像圆珠笔一样便宜，却被做成了价格不低的塑料精品；它想逃出办公室，最后却走进博物馆；它在市场上没有取得预期成功，却替 Olivetti 留下了一次比畅销更长久的传播。那只红色硬壳像一扇门：原计划通往公园、街头和普通人的膝头，阴差阳错，却把一台打字机送进了设计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