索尔克原本想在庭院里种树。
这似乎再自然不过：两排实验楼之间留出一片花园，让研究人员从仪器和数据中抬起头时，能看见绿荫。可是墨西哥建筑师路易斯·巴拉甘（Luis Barragán）来到现场后，却建议把绿化全部拿掉。不要树，不要草，不要那些通常用来使混凝土显得亲切的布置。留下石坪、天空，以及通向远方景色的轴线。
这是一句近乎残酷的建议，也成了索尔克研究所最关键的转折。今天站在这里，你首先感到的不是一座实验室有多先进，而是一阵罕见的空旷：两侧粗粝的混凝土建筑向后退开，中间的石灰华地面仿佛被天空照亮；一线细水沿中轴穿过广场，把视线送向太平洋。水量很小，作用却很大——它不像喷泉那样表演，而像一根画在空间里的线，让科学、建筑与海平面忽然有了共同方向。
提出这座研究所的人，是开发出首批成功脊髓灰质炎疫苗的乔纳斯·索尔克（Jonas Salk）。疫苗带来的声望让他有机会设想一种不同的科研机构：它不仅生产知识，也应当让科学家与人文、艺术彼此激发。他希望这里好到“值得毕加索来访”。这句话真正特别之处，不在于借一位大师替项目抬高身价，而在于它暴露了索尔克的野心——实验室不必只是容纳设备的盒子，也可以成为思想愿意停留的地方。
1960年3月，索尔克与路易·康（Louis I. Kahn）向圣迭戈市申请托里松台地的一块土地；同年6月，申请在公投后获批。项目的初始资金来自当时仍名为“全国小儿麻痹症基金会”的 March of Dimes。研究设施于1962年春季开工，少数研究人员在1963年便进入第一座实验室，整组建筑到1965年落成。
索尔克找康，是因为两个人对“研究所”有相近而又不同的想象。索尔克从科学出发，希望房间能够随研究变化，不因固定管线迅速过时；康则不断追问，一所研究机构除了效率，还应当给人什么感受。他是20世纪现代建筑的重要人物，喜欢厚重的几何、材料未经掩饰的表面，以及几乎带有纪念碑感的光线。在这里，他要把最容易沦为技术工程的建筑类型，做成近乎修道院的共同体。
于是，建筑的外表沉静，内部却为变化留出了余地。康把实验室这类主要房间称为“被服务空间”，把设备、管线和交通安排进相对独立的“服务空间”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把舞台和后台分开：仪器与研究方式改变时，维修人员不必频繁拆动主要空间。建筑采用现浇混凝土和维伦德尔桁架——一种没有斜撑、以矩形开口组织受力的结构——由结构工程师奥古斯特·科门丹特（August Komendant）参与实现。它既承担重量，也帮助实验楼获得较开阔、可调整的内部。
不过，这座后来显得无比笃定的建筑，施工时并不从容。《自然科学史研究》（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Natural Sciences）记载，工程尚未结束，资金已经出现严重缺口。索尔克为了把开工的建筑完成，不得不寻求约一千万美元的银行贷款；造价压力也直接进入材料选择，康最终以石灰华替代原先指定的 San Miguel 石材。今天广场上那种克制、统一、仿佛不可删改的庄严，其实并非只由审美推演而来，也由一场筹款危机塑成。伟大的形式有时不是“预算不受限制”的结果，而是理想在限制中重新找到秩序。
巴拉甘的建议恰好把这种秩序推到了极致。若庭院布满植物，它会成为一座宜人的花园；清空之后，它却获得了难以命名的尺度。人在其中显得很小，两翼建筑像安静的墙，中轴水渠则把脚边最细微的流动接到远方海天。康没有靠雕塑或铭文说明科学的崇高，而是让空无本身承担意义。科研工作发生在两侧，中央没有给出答案，只留下一段供人思考的距离。
换一个角度看，建筑也并非只有正面广场的纯净。侧面层层错开的塔状体量、深窗与柚木窗墙，让每个研究单元显出自己的节奏。康希望柚木不加涂层，自然褪成灰色，与清水混凝土逐渐融为一体。现实却没有完全服从这个诗意设想：落成不久，背阴和容易积水的位置出现黑色真菌膜，被管理人员形容为“五点钟胡茬”。索尔克不喜欢这种深浅不一的面貌，后来使用的密封剂和表面处理，又带来红橙色泽与不均匀风化。
从2013年起，盖蒂保护研究所（Getty Conservation Institute）与索尔克研究所合作保护203组窗墙：分级清洁、修补、改善防水，只在必要处有限替换。这不是简单地把木头“翻新如初”，而是在几个互相冲突的目标间寻找平衡——康期待的自然老化、索尔克在意的整洁外观，以及海边环境中真实的耐久问题。建筑一旦开始生活，设计者的意图便不再是唯一的裁判。
这种争论在1990年代的扩建中变得更公开。工程清除了入口一侧的67棵桉树；罗伯特·文丘里、菲利普·约翰逊、理查德·迈耶、文森特·斯卡利以及康的子女等人认为，那片树林承担着从幽暗入口过渡到广场与海洋的关键序列。索尔克则坚持新楼符合康原有的扩建设想，并反问：有自己参与，怎么可能损害原作？争执随后牵动历史保护部门和联邦资助机构。一座为了促进科学合作而建的校园，竟成了另一种实验现场：当建筑师已经离世，究竟谁有权解释他的意图？
索尔克研究所后来获得美国建筑师协会“二十五年奖”。但奖项只是这段故事最简短的注脚。真正使它反复被观看的，仍是眼前这片看似什么都没有的庭院。两边是可以调整、维护、继续工作的实验室；中间却是一块拒绝被功能填满的空地。前者容纳科学不断更换的问题，后者提醒人为什么要提出问题。
现在再看那条细水，你会明白巴拉甘拿走的并不只是几棵树。他拿走了庭院里所有容易停驻视线的东西，迫使目光穿过石坪，一直抵达太平洋。索尔克想请艺术进入科学，康则用混凝土、光和空无为它留了座位。那条水渠没有把答案送到海边；它只是安静地指出，研究的尽头仍然是一条开放的地平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