评审们据说是被一只手吓退的。
1876年，费城百年博览会的选画委员会审看托马斯·伊肯斯（Thomas Eakins）送来的作品时，画面中央那位老人的手指正沾着鲜红的血。《费城晚间电讯报》后来带着几分挖苦写道，有传闻说，格罗斯医生指上的血让几位委员感到恶心；但也许令他们难受的“不只是血”，还有一位年轻画家拿出了他们自知无法企及的作品。
传闻归传闻，落选却是真的。《格罗斯诊所》（The Gross Clinic）没能进入百年博览会的艺术展，只在美国陆军医院大楼的一间病房里找到位置。它原本想登上国家庆典的舞台，最后却被送回了医学现场，像一件过于真实、不宜称作艺术的东西。
现在请走近一点，看那只惹麻烦的手。画面中心，70岁的外科教授塞缪尔·D·格罗斯（Samuel D. Gross）穿着黑色礼服，左手握着沾血的手术刀，右手向学生讲解。他身后的阶梯教室沉入暗处，一张张脸从阴影里浮出来；手术台旁的人则俯身围住患者，黑衣、白布和血迹挤成一个紧张的结。左下角，一名身份未能确定的女子缩身掩面——她常被猜测是患者的母亲，但画面并没有替我们证实。
这里发生的并非截肢，而是一场针对股骨骨髓炎的保守手术。患者已经接受麻醉，通常被推测为十几岁的男孩，不过裸露身体的性别无法从画中完全辨明。格罗斯在动刀，也在授课；他的右肩后方，诊所书记员富兰克林·韦斯特（Franklin West）低头记录。再往画面右侧边缘看，栏杆旁还有一个正在速写或书写的年轻人——那是伊肯斯把自己悄悄放进了现场。
他当然不只是旁观。伊肯斯重视解剖、运动和直接观察，这幅画也建立在他亲眼见过的手术之上。他用约240厘米高、200厘米宽的巨幅画布，把当代诊所画成了一幅历史画。在西方学院传统里，这样的尺度与构图常留给宗教、神话和国家大事；伊肯斯却让一位医生占据英雄的位置，让医学生成为见证者，让手术台变成时代的祭坛。
这正是作品最冒犯人的地方。它不肯把现代进步打扮得干净体面。血是真的题材，患者的身体也是；那群医生没有穿后来熟悉的白色手术服，而是穿着日常黑色常服挤在台边。画中呈现的，正是美国外科尚未普遍采用无菌环境的时期；格罗斯本人直到晚年，仍把李斯特式抗菌外科（Listerism）视为江湖骗术。伊肯斯所谓的现实主义，并不只是“画得像”，而是坚持当代职业、肉身和令人不适的知识，同样值得最严肃的绘画。
难怪评论者会一边赞叹，一边要求它离观众远一点。《纽约论坛报》的评论称它是那个世纪最有力量、最可怕却又最迷人的画作之一，同时又认为，不该迫使神经脆弱的男女在画廊里看见它——偏偏它又让人无法不看。另一位1885年的评论者甚至觉得，整幅画的注意力全被“流血的手”牢牢吸走，仿佛画家所有安排只为把观众推向那一点红色。
伊肯斯完全知道自己的构图有多骇人。费城艺术博物馆保存的两张恶作剧照片显示，约在1875至1876年间，他和学生们曾在真实的解剖阶梯教室里戏仿这幅庄严巨作：有人躺上手术台，有人举着斧头，有人拿长杆作势刺向“病人”，还有人模仿画中女子掩面退缩。那不是对题材漫不经心，倒像一种黑色幽默——当公众还不确定该把这场手术当科学、恐怖场面还是伟大艺术时，画家已经先拿自己的杰作开了玩笑。
而这幅令许多观众反胃的画，也意外促成了一段姻缘。据宾夕法尼亚美术学院的相关传记资料记载，1876年，25岁的苏珊·麦克道威尔（Susan Macdowell）在费城哈泽尔廷画廊看到它。别人看见血腥，她却深受触动；后来，她进入宾夕法尼亚美术学院学习，师从伊肯斯，成为画家，也成为他的妻子。
十四年后，伊肯斯又画了一堂手术课。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生凑出750美元，请他为退休外科教授D·海斯·阿格纽（D. Hayes Agnew）作画。《阿格纽诊所》（The Agnew Clinic，1889）里，黑色常服换成白色手术服，环境明亮洁净，现场还出现了专业护士玛丽·克莱默（Mary Clymer）。两幅画相隔不过十四年，并置时却像两扇时间之窗：一边的血迹几乎是经验的勋章，另一边，无菌与专业分工的新观念正在进入手术室。
《格罗斯诊所》后来遭遇的危险，竟不只来自评审和观众。费城艺术博物馆的修复记录显示，1917至1925年间的一次过度清洗除去了部分深色釉层，让原本隐入阴影的走廊与人物变得刺眼、偏红。苏珊看到复制品后写信抗议那片“花哨的红光”。1940年，修复者又把画布用木工胶粘到两块胶合板上，再以数百枚钉子固定。二十年后，胶合板翘曲，画面中央出现可能把巨幅画布撕成两半的折痕，钉子也开始向正面顶出鼓包。
1961年的修复团队找不到足够大的工作台，只得搭建带恒温装置的专用平台，从背面拆出五百多枚钉子。2009至2010年，修复者又依据早期照片、伊肯斯的水墨摹本、残留颜料和技术检测，以可逆补色尽量恢复原有的明暗关系；但当年被洗掉的原作颜料，已经永远无法找回。后来，这幅画又险些高价离开费城，最终由公共募资挽留。一个世纪前嫌它不宜进入艺术展的城市，一个世纪后却集体出手，不愿让它远走。
所以再看格罗斯那只染血的手，它已不只是手术细节。它曾让评审退缩，让评论家着迷，让一位年轻女子决定走近绘画，也让几代修复者小心翼翼地从胶水、钉子和错误的红光中抢救它。四周的人有的记录，有的凝视，有的掩面；伊肯斯则把自己安置在最边缘，继续画。
他仿佛早已明白：真正让人无法不看的，从来不只是血，而是一个时代怎样在血迹旁边，努力把自己称为现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