先看窗帘。西格拉姆大厦的百叶帘不能随手停在任意高度，只有全开、半开、全闭三种状态。原因并不复杂：密斯·凡·德·罗（Ludwig Mies van der Rohe）不愿让一座严整的玻璃塔，被数百名租户各不相同的生活习惯弄成凌乱的拼贴。甚至当人们坐进办公室，拉下帘子，他们仍在参与建筑立面的构图。
这近乎固执的秩序，本来很可能不会出现。1954年7月，加拿大酒业公司 Seagram Company 公布纽约新总部计划，父亲塞缪尔·布朗夫曼已经选定 Pereira & Luckman 的方案。女儿菲利斯·兰伯特（Phyllis Lambert）却认为它过于平庸，明确提出反对。她不是在替大楼挑一种更时髦的外衣，而是在追问：一家想用建筑表达自身抱负的公司，为什么要接受一座随处可见的办公楼？
同年11月，密斯获选为建筑师。与他合作的有菲利普·约翰逊（Philip Johnson），以及 Kahn & Jacobs 的埃利·雅克·卡恩和罗伯特·艾伦·雅各布斯。约翰逊既是建筑师，也是现代主义的重要传播者，早在1932年便参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“国际风格”展览。如今，这套强调结构网格、玻璃幕墙与克制装饰的语言，终于得到一次昂贵而精确的企业委托。
兰伯特的关键作用，就发生在委托人与建筑师之间。她让密斯进入项目，又在成本压力下守住设计。这里最耐人寻味的，并不是一个女儿“赢过”父亲，而是她改变了甲方通常扮演的角色：不是要求建筑师把方案做得更像预想中的答案，而是为一个尚未被所有人理解的答案争取空间。
工程于1955年末开工，1958年完工，并在当年5月22日开放；正式使用证书则到1959年才获批。落成后的塔楼约高515英尺、共38层。玻璃幕墙之外，一道道竖向青铜构件把视线向上牵引，横向窗间墙采用蒙兹合金。它们共同构成一种极其平静的节拍：没有传统摩天楼的冠饰，也不靠表面的戏剧性争夺目光。
从下方向上看，这套网格几乎占满整个视野。玻璃映入天空，青铜线条却不断提醒你，它并不是一块没有重量的镜面。
但真正改变纽约的，恰恰不是塔楼占据了什么，而是它放弃了什么。西格拉姆大厦没有沿公园大道把可建范围塞满，而是主动向后退，让出一座铺着粉红色花岗岩、设有两座喷泉的公共广场。塔身因而能被完整看见，街道也突然得到一口呼吸。人在这里不是贴着建筑根部匆匆经过，而可以停下、转身、观看。
据纽约市城市规划部门整理的资料，这座广场广受赞誉后，1961年的纽约区划规则确立了“广场奖励”（plaza bonus）：开发商若提供面向公众的开放空间，便可换取额外建筑面积。于是，密斯原本出于空间秩序作出的退让，被制度翻译成一笔城市交易。
影响很快显现，问题也随之出现。大量项目开始模仿“塔楼加广场”，但让出空地并不自动等于创造好用的公共空间。有些广场品质参差，城市后来不得不持续收紧标准。西格拉姆大厦真正难以复制的，原来不只是退界的尺度，而是塔楼、铺地、喷泉和街道共同形成的分寸。法规可以计算面积，却很难用数字保证慷慨。
密斯对秩序的控制一直延伸到夜晚。他设想连续发光的天花，照明设计由理查德·凯利（Richard Kelly）参与完善，使各层在入夜后呈现较均匀的亮度。白天，玻璃映照城市；晚上，办公室内部反过来塑造一座“光塔”。那三档百叶帘也因此不再是小题大做：密斯试图把建筑从广场一直设计到每扇窗后的日常动作。
大楼内部却生长出另一种、更喧闹的纽约故事。1958年，马克·罗斯科（Mark Rothko）接受楼内 Four Seasons 餐厅的壁画委托，为此发展出一组深红、栗色与黑色的大画。美国国家美术馆与《Wallpaper*》记录，他后来亲自看过这个富豪社交的场所，认为作品的沉思气氛与之格格不入，于是退出项目并退回预付款。部分作品多年后被赠给泰特美术馆；画作抵达伦敦的那一天，正是罗斯科于1970年自杀身亡之日。原计划服务企业宴席的装饰，最终脱离大楼，以“Seagram Murals”之名散落在美术馆里。
而 Four Seasons 到1970年代又成了出版商、律师和企业高管交换消息、洽谈生意的午餐场。1979年，《Esquire》编辑李·艾森伯格（Lee Eisenberg）的文章使“power lunch”一词广为流传；不过材料也提醒我们，这个说法及其变体此前已经见诸报刊，不能简单算作他的发明。建筑师设计的是克制的空间，城市却在里面发展出权力、艺术和社交的戏剧。
1979年，Seagram 将大厦售予 TIAA。交易文件还要求买方在建筑达到法定年限后推动地标认定，为它增加了一层私人契约保障。1989年，大厦外立面、大堂和 Four Seasons 餐厅被列为纽约市地标；2006年，它又进入美国国家史迹名录。人们保护的不只是那副著名的青铜与玻璃外观，也包括一位委托人当年拒绝平庸、允许建筑师把“少即是多”落实到城市尺度的决定。
现在再回到公园大道。眼前最重要的部分，也许仍是大楼与街道之间那片看似“什么都没有”的地方。正因为兰伯特先推翻了一个稳妥方案，密斯才有机会让一座摩天楼后退几步；正因为它退了几步，纽约后来开始用规则鼓励建筑为公众留出空间。至于窗内只能停在三种位置的百叶帘，则像一个小小的注脚：这座楼的野心，从来不只是在天际线上显得整齐，而是让个人动作、企业形象与城市生活进入同一套秩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