照片最惊险的部分，如今并不悬在纽约上空，而是藏在地下约67米处。
那是一块已经断成五片的玻璃底片，随贝特曼档案馆（Bettmann Archive）的庞大收藏，被安置在宾夕法尼亚州一座由废弃石灰岩矿改成的低温库房里。数以百万计的照片和底片在那里缓慢老去，受到近乎堡垒式的保护。很难想象：这幅以悬空闻名的影像，最后获得的归宿竟是深埋地下。
再抬头看照片。十一名钢铁工人并排坐在一根钢梁上，脚下是尚未完成的城市。他们分食午餐、点烟、闲谈，有人望着同伴，有人看向镜头；最右边的男人手里还握着一只瓶子。钢梁没有栏杆，画面也不给脚下的深度留下任何缓冲。背景里的楼房因距离而缩成模型，中央公园浮在薄雾中。只有这排身体仍然清晰、沉着，仿佛260米的高空只是寻常街角。
但“照常午餐”恰恰是这张照片制造出的第一个幻觉。
1932年9月20日，十一人坐上正在建设的RCA Building第69层钢梁，距地面约850英尺，也就是260米。工人确实参与了这座大楼的施工，也习惯在高处钢架间行走；然而这顿午餐是为摩天楼宣传而安排的摆拍。同一天的系列照片里，他们还在钢梁上踢球、装睡，后来调查者甚至找到一张十一人一同挥帽的影像。危险是真的，人物是真的，脚下的纽约也是真的；被设计的是那份漫不经心。
这场宣传选择的时机并不轻松。洛克菲勒中心诞生在大萧条最严重的年代，是纽约规模最大的私人开发项目之一。一边是失业与不安，一边是钢铁骨架继续向上生长；它既炫示资本仍有能力改写天际线，也提供了大量急需的工作岗位。照片中的RCA Building后来曾称GE Building，如今是30 Rockefeller Plaza——洛克菲勒中心的主楼，也是纽约装饰艺术风格摩天楼的代表。
于是，这十一个人不只是在替一座大楼造势。他们被编排成一种城市性格：纽约可以摇晃，可以失业，可以站在深渊边缘，却仍旧吃午饭、递香烟、和身旁的人说笑。宣传者把工地上真实存在的风险，压缩成一排镇定的身体；观众则在日后不断为这种镇定补写意义——勇气、劳动、移民经验，以及现代城市对人的巨大索取。
照片很快进入报纸。它最迟在1932年9月30日已经见报，10月2日又以“Lunch Atop a Skyscraper”为题登上《New York Herald Tribune》的星期日增刊。此后它被反复印刷、着色、仿拍，逐渐脱离当初那场宣传活动，成为纽约与现代劳动精神的全球性图标。奇怪的是，影像越有名，其中的人反而越像无名者。
纪录片《Men at Lunch》的调查，就从一次偶然的“认亲”开始。导演Seán Ó Cualáin和哥哥在爱尔兰戈尔韦的一家酒吧里看见这张照片，旁边贴着便条，声称最左和最右的工人分别是留言者的父亲与姻亲。酒保当晚便替他们联系上留言人。兄弟俩由此追到纽约洛克菲勒中心档案馆，又进入宾夕法尼亚州保存底片的地下库房。
那张便条上的说法最终没有全部得到证实，但据《Smithsonian Magazine》记述，这次调查可靠辨认出了Joe Eckner与Joe Curtis。供稿所载的同日照片为辨认提供了交叉线索：他们分别是这张照片中左起第三人与右起第三人。至于其他面孔，各地家庭不断提出线索，可靠确认的仍只是少数。导演后来承认，他既想知道这些人的一生，又担心谜底全部揭开之后，照片会失去一点魔力。
最右边那个握瓶子的男人也留下了一则格外动人的认领。据现有材料，他被辨认为斯洛伐克工人Gustáv Popovič；照片在其遗物中被发现，背后写着一句给Mariška的话，大意是：别担心，你看，我还和酒瓶在一起。我们无法仅凭这一句话补全他的人生，却能突然听见照片之外的一点私人语气。宏大的“美国历史”在这里缩小成一个人向远方家人报平安——而他选择的证明，偏偏是自己坐在高空钢梁上的照片。
摄影者之谜则更曲折。作品曾被误归于刘易斯·海因（Lewis Hine）；1998年，Charles C. Ebbets的女儿Tami Ebbets Hahn看到一张海报，怀疑它出自父亲。她找出父亲当年在洛克菲勒中心工作的工资与票据，还有他带着相机站在钢梁上的照片。图片机构Corbis随后雇用私人调查公司追查，并一度正式接受Ebbets的署名。
可档案后来又证明，Thomas Kelley、William Leftwich等摄影师当天也在现场。2026年，洛克菲勒中心前档案主管Christine Roussel在历时七年的调查后仍未能给出终局：关键的原始任务单已经缺失。Leftwich会穿着西装、戴礼帽站上窄梁工作，家人说他毫不恐高；当天只有18岁的Kelley后来去了好莱坞，却从未向家人宣称拍过这张名作。每个人都可能靠近过那个机位，但没有谁能被确定为按下著名快门的人。于是署名最终又回到“摄影者不详”。
现在，再看看那根钢梁。摆拍并没有让危险变假，正如匿名也没有让这些人的劳动消失。恰恰相反，照片最耐人寻味之处正在两者之间：它是一场精心安排的宣传，却保存了真实时代的重压；它塑造了十一名工人毫不畏惧的神话，却没能好好留下他们大多数人的姓名；它传遍世界，而承载它的玻璃底片却碎成五片，沉入地下。
也许我们今天真正看见的，不是十一个人“照常”吃了一顿午餐，而是一座城市如何把恐惧包装成从容，又如何在近一个世纪后，仍试图从这些从容的脸上找回具体的人。